程永敏
1944
年夏，我从重庆广益中学毕业后，分别报考了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，有幸都考上了。原准备去昆明读联大的，因交通困难，迟迟未能成行。我姑父说，武大经济系名教授多，还是读武大。于是，我负笈乐山，成为武大一名学子。当时武大设文、法、理、工四个学院，校长是王星拱，教务长是朱光潜。经济系所在的法学院由刘秉麟先生任院长（教“财政学”课程），陶因先生任系主任。我们新生入学时，皆要去见院长和系主任，并由他们二位在注册证上签字。“经济学概论”是我们一年级必修的基础课程，由陶因先生讲授，上课时按他所编写的讲义进行讲解。陶先生早年留学德国，在国内经济学界素负盛名，曾有南陶北马”（马寅初）之称。但他所编的讲义，不持一家之言，包含三方各学派理论，如在讲授价值论时，既阐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国际效用价值，也阐明斯密、李嘉图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理论区别，使学生能加深理解。上陶先生这门课，手上有他编的讲义，又听他详细口授，就便于我们领会了。可是，学期考试时，这门课我险些未能及格。几道试题看来并不难，都可以从讲义上找到答案。限定两小时内做完的试题，我只用一个钟头便做完交卷了，还感觉做得不错。哪知后来公布成绩，我这次只考了65分。陶先生也在课堂上指出，你们做题目不能照抄讲义上的论点，我阅卷，你要把我当作不懂得经济学的人，用你自己的话把论点阐释清楚，使我明白你讲的是什么道理。听陶先生这番话，我心里热辣辣的，感到他给我65分还算是照顾的。他是在教给我治学之道和让我在提高思维能力上应该怎样多下功夫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王星拱先生调任中山大学校长，由周鲠生先生接任武大校长。朱光潜先生离校后，由杨端六先生任教务长（在经济系教“货币与银行学”课）。陶因先生调任安徽大学校长，经济系主任由张培刚先生接任。张先生教我们“经济思想史”，他在课堂上讲课时，常在黑板上开列出若干参考书目，我们边听边忙着做笔记。那些原文参考书刊，有的在图书馆借不着，有的借来了我也未下苦功研读。张先生的道德学问我学到的就少了，至今心里仍很感激，也为没能按先生讲的做好而感到惭愧。1946年秋，武大迁回武汉珞珈山，又创办了农学院和医学院。韩家学先生、刘涤源先生、谭崇台先生都回到母校经济系任教。李崇淮先生当时主要任职于汉口交通银行，也在我们经济系兼课。由于各年级课程安排不同，我未能聆受刘先生、谭先生的教益，是甚感遗憾的。
我在武大受教育四年，回忆起来，感受最深的是学风严谨而又不保守，容纳百家，开明自由。如外文系的缪朗山（灵珠）先生，在礼堂上大课，讲授俄语，各院系学生自由参加，每次上课，整个礼堂挤得满满的。学校里有很多社团，同学们根据各人志趣，相互介绍、自由结合组成，以砥砺学行、交流思想感情为目的。在乐山时，文庙（校本部及文、法学院所在地）前台阶两旁墙壁上贴满各社团办的墙报，用诗歌、散文、漫画等形式，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（学术的、社会的、人生的）发表观点，直抒胸臆，成为学校的“自由论坛”。迁回珞珈山以后，这个“自由论坛”就办在图书馆前面的通道上：1947年“六一”惨案以后，白色恐怖加剧，一些进步社团的活动不得不有所隐蔽。但无论如何，历史已经证明，即使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，武大已是扬名中外的高等学府，也是一个坚强的“民主堡垒”。
我于1948年夏在母校毕业，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母校发展变化很大。50年代初，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，从母校划出了工学院、农学院、医学院，综合实力有所减弱。后来在办学过程中又受到“左”的干扰，难免要经受折腾和损失。但经过校领导和老师、同学们的共同努力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新形势的推动下，母校突飞猛进，兴旺发达，取得了丰富的教学科研成果，培育了大量的人才，名副其实的是一所国家的重点综合性大学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。1993年11月，我和许多校友一样，怀着无比喜 悦的心情，参加母校百年校庆。珞珈山麓，东湖之滨，那优美的校园和学术殿堂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，气象万千。我相信，所有武大人无不为之感到光荣与自豪。时光又过去7年了，特别值得我们高兴和振奋的是，今年8月，在中央实施“科教兴国”的战略决策指引下，母校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、武汉测绘科技大学、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大学，学科门类更为齐全，综合实力大大加强，四校毗连为一体，拥有葱郁苍翠的珞珈山，濒临浩淼澄碧的东湖，这样优美、宁静的教学科研环境，名师云集，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。可以预料，母校的光辉前程无量，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。我十分羡慕今天在校的同学，他们风华正茂，有良师教导，同学朝夕相处，切磋琢磨，必然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开拓创新的思维能力，真正学有所成，将来为国家、为社会以至全人类做出贡献。我虽已年老退休，也要随时以母校校训勉励自己，继续走好人生之路，以求无愧于作为一名武大人。